白话文旗手的文言根底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坛，有这样一批光辉耀眼的名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茅盾、朱自清……他们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干将，以笔作枪、冲锋陷阵，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树立白话、打倒文言的文学革新。在文学创作上，他们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和文学典范，其白话文文学成就在今天也很难有人超越。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大师的成长背景，却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他们无一不是接受了严格的文言文教育，在国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正是深厚的传统底蕴造就了他们白话文学的辉煌。

    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发端者，一手缔造了文学革命的旗手。不满三岁时就已经认识了近一千个汉字，三岁进私塾即直接读《诗经》、《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书经》、《易经》、《礼记》等大部头的经典原著。到九岁时，凭借良好的经典底蕴，开始大量泛览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琵琶记》、《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笔》……文言白话，兼容并收。十一岁的时候，读完《资治通鉴》，十三岁时读完《左传》。中国古代的重要书籍大多已经熟习。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先秦名家研究》。研究诸子百家已经很困难，研究名家更需要高度的文言文基础。胡适后又写作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各个国学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鲁迅，现代文学最杰出的语言大师。自幼即接受了系统的私塾教育，在国学研究上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著述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汉文学史纲》也是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为了推行白话文，他曾极力反对青年读古书，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然而正如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举凡诸子百家、正史杂史、笔记小说，但凡能够找得到的中国著作，鲁迅大都曾经寓目，所以在他的著作里才能够自由地纵横捭阖、谈古论今。董桥评论鲁迅说“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在鲁迅的白话文中，处处都蕴藏着“文言”的深厚功底，他的语言力量也正是来自于这种厚重的底蕴。

    其他作家如茅盾，国学修养非常深厚，能够通篇背诵《红楼梦》；朱自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名家，著有《诗言志辩》、《经典常谈》；郭沫若是中国甲骨文研究著名的“四堂”之一，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也有鸿篇巨著；林语堂毕生致力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很多西方人正是通过林语堂的写作才对中国文化的魅力有所了解；巴金曾坦言，幼时背诵的两百多篇“古文观止”是他一生文学的根基；俞平伯家学渊源深厚，后来成为著名的红学研究专家……

    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人物，在当时却极力主张应当废除文言，只学白话。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既然是死的文字、死的文学，就应该彻底打倒。胡适向教育部建言：小学语文只用白话文就可以了，不要再去读文言文。民国九年（192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各地小学统一使用白话文教材，取消文言文教学。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白话文运动，首先应该肯定它的伟大功业，一批满怀爱国激情的仁人志士，自救亡图存开始，延伸到批判和反思传统思想中的积弊，最后提出了语言文字的改革，把中国文化从文言文时代推进到白话文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革新，是一项伟大的现代化的进步。但是，他们也有着时代的局限，在对本民族文化反思批判的同时，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有时甚至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比如当时有人主张，汉字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字，应该学习西方文明，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种观点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幼稚、荒谬、可笑、可悲，然而那时却得到了不少五四先行者的支持与呼应。

    在如何对待文言和白话的关系问题上，这些白话文的旗手们也走进了一个严重的思维误区，他们把文言和白话当作势不两立的冤家，似乎不打倒一个，另一个就没有办法建立。他们没有意识到：文言文代表了高度精华浓缩的中国语言，白话文正是文言文母体中自然长出的新果实，文言是白话文的根基，是白话文的源头活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自身满腹经纶、饱读诗书，才有了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文学境界，才能在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举重若轻。禁止儿童阅读文言就相当于剥夺了孩子的文化奠基工作，让他们的语文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更没有意识到：自从小学取消了文言文的学习，中国文化再也没有培养出一位语言大师、国学大师、人文大师！

    以白话文替代文言的学习功效到底如何，且听一位过来人谈一谈切身的体会，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白话文运动他曾亲身经历：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瞌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 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喔喔喔……..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记”。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我们上学去。

    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

    一边是浅白易懂、学起来不能再轻松的儿童歌谣，一边是美不胜收的《项羽本纪》和长篇巨制《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哪一个对儿童的成长更有益，哪一个更能培养人的文学底蕴、审美情操？唐德刚先生会因为大读文言而写不好白话吗？唐德刚后来长期执教哥伦比亚大学，著作等身，是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家，现代诗歌和小说也自成一家，素有“唐派散文”之称，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正是幼时学习的经典和文言，才给了他极大的白话文驰骋空间。

    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的小学语文教材，比唐德刚当年又有多少进展？人们普遍有一种体会，就是自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中国作家的整体语言水平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他们的白话虽不那么纯粹，有时候还会带一点文言的痕迹，但他们的文章，反而在今天读来更加明白晓畅、更加蕴味无穷。很多当代的作家固然白话更纯了，更接近于时代的口语了，可是语言的蕴味、文章的可读性也越来越差。白话文运动近九十年了，如今人们心目中最好的白话文典范，仍然是五四时期那些大师的文笔。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叶圣陶先生曾经这样比喻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中国语言比作一把折扇，文言文相当于扇轴上面的主体部分，而白话文仅是扇轴下部的扇尾。两者在数量、质量上皆不可同日而语。文言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和积累，古人的一颦一笑、歌哭吟咏，尽皆包含于其中，如果不读文言文，我们就无法体味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情怀，无法体味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旷达胸襟，无法体味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深沉情感，无法体味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宏伟气魄……只有以千年的底蕴作根基，与李、杜、陶、苏为师友，才有可能写出流丽壮美、文气浩荡的白话文章来。这，就是白话文旗手们留给我们的深深启示。    

    出处：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第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