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算盘

    《论语》是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典籍,算盘是中华民族发明使用的计算器,前者传承一种文化精神,后者计算一种经济利益,似乎是两种不相关的事物,但却巧妙地统一在了涩泽荣一的身上。

    涩泽荣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业家,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父”、“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现在,在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中心地带,在东京站和日本桥之间的常盘桥边,在百年老店日本银行的正对面,涩泽荣一的青铜塑像巍然屹立,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这尊塑像自战后重建迄今,时时刻刻注视着日本经济的兴衰消涨和社会的阴晴晦明。《<论语>与算盘》就是涩泽荣一根据自己数十年来的管理经验而写的一本总结性的书,已经成为日本的“商务圣经”。

    出身于半农半商家庭的涩泽荣一,六岁时开始受蒙,接受教育,先读《三字经》,后读《孝经》、《小学》,七岁时又随堂兄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奠定了其深厚的儒学基础。1867年和1868年,涩泽荣一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后,用近二年的时间对欧洲各国进行了详细考察,深入了解了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经济和企业方面情况。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开始思考日本的经济发展。但在当时的明治时代,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作为基础性支持力量的经济的作用,涩泽荣一是真正看清财力、物力重要性的少数人。

    1869年,涩泽荣一进入明治政府大藏省,四年以后由官转民,下海经商,担任了第一国立银行总监役,参与创立商法讲习所(现一桥大学),出任东京府养育院事务长,设立银行团体择善会,出任东京商法会议所会头等。他一生创建企业达五百余家,建立公共事业六百余项,主持建立了日本近代的银行、工商、教育等各种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因此,被尊为明治“产业之父”。涩泽荣一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在《论语》的“义利之辩”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日式产业伦理,形成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

    涩泽荣一后来回忆说:“明治六年,我辞官解甲,期望来年能进入实业界,没想到竟然和《论语》发生了特别的关系。当时是初思从商,心中突然感到,此后,自己只怕是不得不凭借着锱珠之利而身处人世间了,那么,我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心志呢?当时我想起了从前学过的《论语》。《论语》原是教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己待人的,《论语》是缺点最少的教诲,难道不能以《论语》的教诲来从商吗?于是,我认真思索了如何按《论语》所言寻找从商图利的道理。”学习《论语》贯穿了涩泽荣一的一生,孔子的思想已深深地渗透在其灵魂之中。所不同的是,少年的学习,是一种被动的文化启蒙教育;成人以后尤其是旅欧归国和辞去官职之后的学习,是一种为了解决现实困惑的主动性吸取。

    涩泽荣一把自己成功经营的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在《<论语>与算盘》这本书里他作了充分的阐释。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涩泽荣一除了以“《论语》+算盘”的思想指导其金融实践和企业管理之外,还注意培养孔子思想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人才。他坚持多年亲自向所属企业员工讲授《论语》,除《<论语>与算盘》,还著有《论语讲义》(七卷本)等书,以此作为培训教材,使孔子思想深入到他所领导企业的每位员工心中,使“一致”的理念化为全体员工的实际行动。以至在涩泽身边及其以后,受其感化和影响,接连不断地涌现出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小涩泽”式的企业家。由此可见,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思想的影响,不仅仅是存在于一批企业和一代人之中,而是伴随着整个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原钟纺会长伊滕淳二在中学五年级接触《论语》,并从此热爱此书,认真钻研,指导自己一步步走向成功。他认为《论语》既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无法替代的经营谋略经典。1989年,伊滕在《领导者》杂志上作了如下表白:“我总是通过《论语》的启迪,找到如何行动、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可以说我是带着《论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

    曾担任日商会长统治了日本财界相当时期的永野重雄、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的社长生方泰二、建设业巨头清水建设的第二代掌门人清水喜助等等许多工商业巨子都受过涩泽荣一的言传身教,以“论语、算盘相济”理论为指导,从《论语》中汲取经营智慧,开创了经营管理的骄人业绩,极大的推动了明治以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现代化。

    日本经营者当中,其他没有与涩泽荣一有直接关系的,也在以《论语》或其它儒家经典作为经营指南。如: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启示,将“天、地、人”作为座右铭。丰田汽车第二代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丰田现任会长丰田章一郎则在“天、地、人、智、仁”五字上又加上了“勇”。“智、仁、勇”来源于孔子的名句“好学近乎智,行力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丰田的创业者和后继者正是以儒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经营之本,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现代工商业神话,实现了基业长青。

    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生产出像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而现在,在日本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又将这一理念引入道德日益沦丧的现代商场,俨然成了日本新儒商的代表。而凭借着他的号召力,日本商界也掀起了一股将《论语》与为商之道相结合的热潮。

    北尾吉孝称《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是“东洋人教养的根干”,认为在进入所谓的全球化之前,通过这些中国古籍来提高自身的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他在《从中国经典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一书中说,对任何事情的判断标准只有“信、义、仁”三个字,并对像“活力门”掌门人堀江贵文这样不仁不义的IT新贵嗤之以鼻。此书出版后不久,堀江贵文即东窗事发,令日本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为《论语》超越时代的警世意义所折服。

出处: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第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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