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门第和贵族教育的启示

    在中国社会，书香门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家族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较为著名的有古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班彪、班固、班昭一家，蔡邕、蔡文姬父女，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颜之推、颜师古祖孙，王通、王勃祖孙，杜审言、杜甫祖孙，杜佑、杜牧祖孙，苏洵、苏轼、苏辙“三苏”……近现代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钱钟书家族，俞平伯家族，冯友兰家族，梁启超家族，傅雷、傅聪父子、汤用彤、汤一介父子，杨武之、杨振宁父子等。书香门第教育成功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从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呢？

    人们常用两句诗来形容这些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书香门第始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族的传统、家族的表征，并把这条规则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有了“特殊家庭环境”的熏陶，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才会变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气质高雅、行为得体。

    具体来说，书香门第是怎样培养下一代的文化素养、精神气质、济世情怀和安身立命的智慧呢？我们以近代几个著名的家庭为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除了自身取得的成就之外，他还通过言传身教和悉心培养，使９个儿女各有所成。他的教育秘诀就在于对孩子进行深厚的人文底蕴熏陶。

    在几个孩子渐渐长大后，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习经典并不意味着就要培养国学家，而是为了奠定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着深刻的认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当他把思成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专门告诫思成：“要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科学用来做事，人文用来修身，直到今天，梁启超的见解依然对人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也是在良好的家教下，打开了智慧之门。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虽然杨振宁很小就表现出卓越的数学天赋，父亲却并不急着让他专攻理科，他有条不紊地让儿子接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在杨振宁很小的时候就背下了很多古诗，背下了大量的蒙学经典。有一次，杨武之还专门让杨振宁进行了一场正规的“涉古教育”——读古书，受古训。

    那是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杨振宁12岁。杨武之请雷海崇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儿子读《孟子》。雷海崇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丁则良。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振宁读《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都是振宁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第二年的暑假，杨武之又请来丁则良，将剩下的一半《孟子》教完。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像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了《孟子》全文。

    一个人永生不忘又受益无穷的，便是父母在他孩提时代播洒的智慧种子，这一点在杨振宁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后来，杨振宁回忆说：“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面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试想，如果杨武之教授只是一味让孩子去发挥专长，还能培养出一位名震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吗？

    陈寅恪，著名的国学大师，自13岁起留学欧美诸国20余年，先后学会日、英、德、梵、巴利、蒙古等十几种语言，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的学术融汇中西古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陈寅恪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陈家私塾除讲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开设其时尚属新潮的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后来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及思维习惯等，都得益于童年深厚的国学功底，这是他成材的重要条件之一。

    傅雷，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他的译作成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长子傅聪，是第一位享誉全球的中国钢琴家。在傅聪的教育上，傅雷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傅聪能做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因此，除了请人教傅聪学钢琴外，他亲自教傅聪本国语文，在《傅雷家书》中，傅雷记下了这一教学经历："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这种教育进行了6年，奠定了傅聪厚实的东方文化根底，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就不可能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也不可能赋予一个个音符以生命。正因为有了“琴外”的功夫，所以傅聪能独具慧眼地吸收西方文化，年纪轻轻就成长为享誉国际的钢琴演奏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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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书香门第在培养孩子读书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智慧的眼光，他们知道从浩如烟海的人类典籍中帮助孩子选择最重要的书、最经济的教材，在孩子“童蒙养正”的关键阶段，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最优秀的经典著作给孩子做了启蒙教育。因为他们知道为了让孩子成为社会卓越人才，必须让孩子尽早接触人类文明的精华、那些流传千年的经典名篇，即使是为了培养一位科学家、培养一位艺术家，也同样需要如此，因为文化之根扎得越深，成就之果才能结得越大。

    这，就是书香门第能够不断为社会贡献杰出人才的秘密。

    无独有偶，西方贵族教育也同样重视对经典的学习，16世纪英国的贵族子弟从小就要学习拉丁文、法文，读古希腊的哲学著作，探讨阿奎那的神学问题。这种家庭教育一般要持续到14岁左右。贵族子弟们从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教诲，而且学到了普遍的价值观念，从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教育。

    我们再以列夫·托尔斯泰和泰戈尔为例，看看他们童年时的学习经典的情况：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经典诗歌的诵读。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让他读普希金的诗歌《致大海》、《拿破仑》，他立即音调铿锵地朗读了出来，这使父亲大为惊讶。父亲高兴地说：“读得好啊！”随后又把他的教父叫来，叫他又读了一遍。幼时对经典诗歌的学习培养了托尔斯泰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回顾自己的童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我难道不是在那一时期里获得了我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东西吗？那时我获得了如此多的东西，并且如此地迅速。在我一生的其余岁月中所获得的东西都及不上那时所获得的百分之一。从5 岁的我到现在的我之间只是一步的路程。从新生儿到5 岁之间则是巨大得骇人的距离，而从胎儿到新生儿之间却是无底的深渊。”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的贵族家庭。还在泰戈尔五六岁时，他就已经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梵语经典《吠陀》和文学艺术，并且已经表现出诗人的天才。泰戈尔十二岁时，他的父亲为他举行了一个成人仪式，在楼上进行了三天祈祷，诵读《吠陀》赞歌。《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被印度人视为宗教“圣典”，“吠陀”一词原为“知识”和“学问”的意思。通过诵读《吠陀》，泰戈尔获得了诗歌创作灵感的来源，思想的来源，甚至习俗民风的来源。

    列夫·托尔斯泰童年时读的普希金诗歌，泰戈尔童年时背诵的梵语经典《吠陀》，都是本民族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世纪前，西方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发现，一个人的成才与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为例，结果发现，一个名人的后代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大约为四分之一；而一个普通人的后代成为名人的比例为四千分之一，比前者要小1000倍。在今天看来，100年前高尔顿的研究确实有不足之处，遗传并非成才最重要的因素，但毫无疑问，书香门第或者贵族出身的孩子潜移默化得到的教育要比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好得多。书香门第家庭在引导孩子读书时，更能从上一代读书的经验中，把握那些书可以让孩子修身养性，哪些书可以让孩子安身立命，哪些书可以把孩子培养成经国济世的大人才，有了这样的引导，书香门第家庭的孩子人生起点就高，目光就辽远，视野更开阔，人生成就自然也大。

    我们普通人没有书香门第的背景，也没有贵族出身，我们的孩子没有“先天的土壤”，我们后天唯一能弥补的就是营造书香门第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从人生的起步处就站在全人类众多原创性巨人的肩膀上，让孩子从小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高起点展开创造性的人生。

出处：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家庭教育第一方案》